我们是否可以制定针对癌症的法律?
随着癌症如今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世界癌症报告的合作编辑伯纳德·斯图尔特指出,仅仅依靠治疗是无法战胜这种疾病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立法来规范我们的行为。
尽管医学科学取得了非凡的进步,但我们无法仅仅依靠治疗来战胜癌症。我们需要新的立法,迫使我们自己面对许多非常困难的问题,考虑我们是否愿意规范日常生活的哪些方面,以帮助扭转全球范围内癌症诊断和死亡不断上升的趋势。
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在普通卷烟包装方面领先全球,并且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研究脉细胞瘤等癌症的毁灭性关联后,世界似乎终于要开始立法禁止石棉。但现在关于禁止超大号软饮料,如去年在纽约尝试的那样,或者对软饮料中的糖类征收税款,如巴西目前计划的,我们应该立即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对付柴油燃料排放呢?澳大利亚过去十年柴油车销量翻了三倍,但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出了一项“对人类致癌”的明确分类,基于国际上经过验证和接受的科学证据表明柴油排放物会导致肺癌并增加膀胱癌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发布的《世界癌症报告》显示,全球癌症负担正急剧增加,威胁着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系统。
尽管某些癌症的原因,如脑癌、卵巢癌和血液癌(白血病)等,大部分是未知或了解不足的,但我们现在对癌症有了广泛的认识,告诉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患癌症是因为个人选择。一些选择的风险现在已广泛理解,比如吸烟、过度阳光暴露和日光浴。一些癌症可能不能确定特定的致癌物,但仍牵涉到个人选择,比如我们在食物、锻炼、生活方式和饮酒等日常生活中做的一系列小决定可能导致肥胖和健康差。饮酒的选择也很重要,过量饮酒与乳腺癌风险增加有关。其他的风险超出了大多数个人的控制范围,比如接触环境致癌物,但是这些风险不在我们个人的控制之外,而在我们选出的政府手中。
在癌症领域也有许多好消息。癌症治疗和护理的指数性进步正在挽救生命,并减少了那些有能力负担的社区的痛苦。但由于癌症挑战的广泛性——2010年全球经济负担就达到了1.16万亿美元——影响行为的法规和法律可能会是我们最有效的武器。

我们已经知道立法有效,因为我们已经在反对癌症的主要已知原因——吸烟上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由于癌症发生的年份通常是数年乃至几十年后,预防措施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显现效果。对于吸烟而言,这些年已经过去,结果很清楚了。在“每根香烟都在伤害你”首次传达之后的几十年里,吸烟率和肺癌率持续下降。这不仅仅是口号起效了。澳大利亚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法规,限制烟草的供应,禁止所有形式的广告并提高价格。
通过限制烟草使用的立法和监管措施在全球范围内的采纳已被证明是有效的,甚至引发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一项国际条约,即《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谈判。全球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前进的道路是清晰的。这个前景必然要考虑立法如何应对通常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癌症原因。
啤酒、葡萄酒和烈酒是合法产品,卷烟也是。关于禁止这些事实并不存在可信的争论。然而,由于不负责任使用酒精对社会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对酒精滋生的暴力行为表示担忧,这个负担已经得到了立法部门的解决,尽管没有人把这视为癌症控制。
如果围绕酒精制定这样的立法措施被接受的话,对于诸如含糖软饮料的可用性怎么办?已经证明,软饮料有助于导致超重/肥胖,过量饮用增加了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在广告、容量大小和/或征收税款等方面的立法举措是否可接受,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们承诺能提高整体健康水平,减少糖尿病和减少癌症的风险?
在吸烟问题上首次考虑立法措施时,挑战似乎不可逾越。立法反对不太明确的个人选择似乎变得更加复杂,迄今为止,卫生问题一直被更大声的辩论所排挤,辩论是否应该首先关注个人选择和自由,并谴责“管家国家”。
但根本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也是否应该——针对癌症制定法律?在我看来,鉴于全球癌症的明显上升趋势,这标志着一个知情和关心的社会。
UNSW医学院的伯纳德·斯图尔特教授是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的合著者,该报告每五年由世界卫生组织的专门癌症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他是国际公认的癌症风险因素和预防专家。这篇观点文章首次发表在《卫报澳大利亚》上。